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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CI不是“法宝” 但也不是“毒瘤”  

2012-09-10 21:40:33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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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,第三届广州论坛专家在中山大学集体接受记者采访,中山大学数学与计算科学学院教授许跃生“炮轰”国内大学教师职称评价体系,直指以SCI论文发表数量来评价教师水平“不合理”,对在一线企业进行原创性研发工作的教师“不公平”。SCI在中国已演变成一个(学术)毒瘤,如果这种评价体系不改变,大学老师等就不敢到企业做发明,就会遏制企业的创新发展。

事实上,SCI所影响的,绝不是教师个人,也绝不止职称评审那么简单。自从1980年代中期,SCI评价体系被引进中国大陆之后,对中国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。SCI的数量,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所大学能从政府、社会中获得资源的多少,进而决定着大学的社会评价。SCI对大学如此重要,因此大学的教师考核、激励机制中必然要求老师为创造更多的SCI做贡献。

但正如许跃生教授所言,高校片面强调SCI发表数量,已经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。主要是三个方面:一是助长了高校重科研、轻教学的风气。二是许跃生特别强调的,科研与生产脱节,为发表论文而发表论文,科研不能很好地为社会服务。三是错误引导一些研究人员追求论文数量,忽视论文的质量。这正是当代中国许多社会问题的真实写照:即某些机构及其事业存在的意义是为公众服务,但最终却在某些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引导下偏离了目标。显然,唯SCI马首是瞻的老师不是好老师,唯SCI马首是瞻的大学不是好大学。一切围绕SCI,大学教书育人的功能、服务社会的功能,显然都会受到很大影响。

但现在的问题是,离开了SCI,我们是否能够找到更好的替代性评价体系。对此,我并不乐观。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,国内的社会科学虽然也有了类似SCI的评价体系,但比较粗糙,因此国内社会科学的原创性以及国际影响,比起自然科学,要差几个数量级。固然,社会科学有其特殊性,但社会科学领域没有培养出具备国际影响力的大学者,是不争的事实,这与评价体系的不完善有密切关系。邹恒甫、郎咸平,之所以这么牛气,就是因为他们在国外的经济学评价体系中具有一定的影响,这是国内其他学者难以与之相提并论的。

SCI是一个相对完善和高水平的评价体系,而且暗箱操作的可能性极低。在自然科学研究方面,尽管由于种种原因,国内所培养出的在国际学术界有影响的学者仍然不多,但与社会科学相比,总算是能够跟国际学术界接轨、对话,并在一些领域出现了世界领先的成果。这一切,与近30年来,SCI对国内学术界的评价与激励作用有密切关系。我不赞成许跃生所言之“中国的大学教授,要用美国的SCI杂志作为标准来衡量,这对我们的大学而言是个灾难性的问题”。这不应该是一个与民族主义有关的话题,学术,尤其是自然科学,是有国际性的。

回到职称评审这个话题,SCI尽管有其片面性,但好歹是一个客观的标准。如果取消了SCI,以中国目前复杂微妙的人事关系,恐怕高校职称评定会更加混乱,对科学研究的引导会出现更大的偏差。

也正是如此,中国的大学及其从业人员,对SCI多有着极为复杂的态度,可以说是爱恨交加。但不管怎么样,SCI作为一个学术评价体系,在中国的科学研究中,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价值,不可轻言废弃。关键的问题是,不能搞“单打一”,搞“唯SCI主义”,而是要以SCI为重要内容的基础上,建立一个多元的、综合的评价体系,能够引导教师既积极从事科学研究,又能很好地教书育人,服务生产实践。从而促进大学更好地履行其服务社会的使命。

 

本文发表于2012年9月1日《羊城晚报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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